失城——黄碧云



如今想来,事情原来不得不如此。我不得不驶着救护车通街跑,蓝灯不得不闪亮,人也不得不流血、死亡。人死了,爱玉也不得不眉飞色舞,我也不得不和她结合。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后两个星期。死人毕竟跟实习时的橡皮人儿不一样,会有腥膻的气味,喉头格格的最后呼吸声,还有亲人吵耳的哭闹。

伤者在途中已经死亡,同僚在后面说:“不用急,把响号关掉吧,吵死了。”
我便慢吞吞的,红灯停车,绿灯前进,像在驾驶学院学车一样。才抵达医院,死尸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经蚁般拥着死者家人:“棺木寿衣殡仪全套。”“我们现在八折。”“我们送寿毡、花圈、私家车接送往火葬场。”“CALL11183888.”我吃惊了,不禁道:“你们可以放过家人吗?”有一个女子,细细小小,戴着一顶垒球帽,高声反驳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争,不得不如此呀!”她就是爱玉。

我们恋爱,结婚。她怀孕,挺着大肚子找死人生意,我在深夜的街道载着伤者在城市奔驰。在郊外买了小屋,屋前种着丧气的芒果树、细小而非常酸的黄皮果树。
当夜班,总在黎明时浇花、煮食,恐怖而平静地期待将来——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进来时竟是一个黎明,才5时,吾妻爱玉,正在嚓嚓地踏着衣车,修改寿衣——死者淹死,死后身体竟比生前大了两码,爱玉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装,我在吃极其难吃的酸黄皮,隔邻驶来了一辆黑小货车,静静地下来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头发稀疏的女子,4个瘦小如猫的小孩,合力地搬一张桌子,进入邻屋。又静静地从小货车里搬了几张床褥、枕头、杂物。
最小的小孩又提着一个大藤笼,笼里有只肥大无比的大白老鼠。

后来见他们一家人在客厅,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响。

我和爱玉不大见到我们的新邻居,有时看过去,只见他们空荡荡的大厅,只有一张大桌子可怜兮兮的。青森男人驶着小黑货车上班,瘦小的4个小孩,深夜坐在二楼的露台边看月亮,瘦小女子却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园修理衣柜,有时我下班回来,男子偶然咧着一排闪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间便没有了,黑沉沉的,我总怀疑那不过是个闪亮的梦。

爱玉有轻微流血,进院检查。一夜我在花园里吃面包,空气有隔街玫瑰的香气与宁静。忽然有人敲了门,原来是青森男子。他也是这样咧着白牙,怯怯地笑,道:“我叫陈路远。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开门请他:“差不多凌晨了。你们都很晚啊。”他笑:“打扰了。”我接道:“进来喝杯咖啡。”他略一犹豫,才道:“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吃完最后一口面包,道:“好。我穿件衣服。”

陈路远便站在门口等我,抬头看月亮,低下头来,羞羞怯怯地看脚下灿烂的雏菊。我们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讪道:“我叫詹克明。我当救护员。我太太是个殡仪经纪。”陈路远答道:“哦,我是个建筑师。太太没工作。有4个孩子,刚从加拿大回流回来。”才没几步,便到了他家。

他家门口有支染血的大铁枝。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铁枝一眼,便引我进入花园,若无其事。我恃着高他几乎一个头,70公斤175公分的身材,也无所谓,便随他进去。

门半虚掩,扑面是熟悉的腥膻气睐。他推开了门,门后是一池塘鲜血。

“你要进来吗?没关系,他们都死了。”

客厅还亮着灯,电视正在播无声的粤语片,镭射唱机转动,传来了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陈路远侧耳听着,现着光辉宁静的、基督徒一样的神情:“多么美丽的音乐。多么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让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转瞬即逝。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瘦小女子还张着眼,像在看电视,有一种童稚的专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着,脑浆沿额角流下,穿一件家常运动衣,都湿了,染着血,像流了一身汗。

“对不起,吓着了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站在那里,全身冰凉,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运动鞋,脚尖凉凉腻腻。我说:“还是不了。我想我要报警。”

陈路远浅浅地笑起来。“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报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头,道:“对不起,麻烦你了。孩子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乱,问:“白老鼠呢?”陈路远道:“不得不如此。”
也不知有没有答着我的话,又侧身道:“你听听。巴赫的音乐,来回反复,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过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吗?我在那里听风琴奏巴赫的音乐。
在欧洲,事物长久而宁静。回到香港——发觉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经拆掉——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我忙道:”哦,我听Kenny 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还是十分有礼道:”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上去看看。“便扬手叫我走。

我发狂地奔跑,在门口绊着了铁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脚印,点点开着,如雪中红莲。

“有些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发生了。”

报警的人有点神经错乱,大概吓着了。我刚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职的消息,区指挥官的职位我无望了。他们说,是由于本地化政策。我独自在夜里吸一口烟,跳望维多利亚港的景色——殖民地将永远消失,像我妻维利亚,不得不永远消失。现在她会在尼波里某个草原小屋的火炉之旁吧,天气已经凉了。但香港是没有季节,不容回顾思索的。如今想来,维利亚离开我已经整整6个年头,期间我竟然没有想起过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12时31分抵达现场。法医、摄影师还未到达,救护员初步证实5个伤者已经死亡。报警者是邻居,红着眼,军装督察跟他道:“伊云思总督察来了。你仔细跟他说一说。”年轻男子便跟我说:“他只是说,有些事件发生了。他没有说,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他脸容非常忧愁。

疑犯还在厨房里,督察说。警察到达时他正在煮咖啡,现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督察说。没有上手铐,因为他没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静。
我一皱眉,便上二楼视察命案现场。

“孩子分别是三、四、六、七岁,二男二女,六岁及七岁女儿在这房间。”督察推开了门。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画画,脑后被硬物劈成星状。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还抱着血熊,颈部被斩至几乎脱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断指,尸体应该是受害后再移至床上。

“3岁及4岁的儿子在这里。我还以为他们在睡觉。”督察推开了另一度房间门。此时摄影师及法医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两个儿子伏在床上,还盖着被,只是墙上一大片鲜血,脑后亦呈星状,骨头碎裂。“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经包好在胶袋里面,还标了笺,上写‘凶器:铁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检查,才下口供。”“YES SIR.”

我在满室血污的房间站了一站:当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与昏浊。我很渴望可以喝一点威士忌酒。窗外有蓝光,微微闪动。我大叫:“把警号关掉,蠢材!”军装遥遥地应道:“YES SIR.”但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蓝的月光静静隐着杀机。我非常的苍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个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老了。我原来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与恐惧,而且孤独。

我想我要离开这个殖民地了。殖民地将不复存在。

精神科初步诊断疑犯精神正常,有轻微忧郁倾向及患了点伤风。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说话,而距离48小时合法拘留只有10小时,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个民兄。据此人说,谋杀案发生前两天,银行突然多20万现金转帐,案发后翌日收到陈路远寄给他的信,嘱他用了20万元安排死者及4个子女的葬礼:“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你了。”信上写道。

陈路远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路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处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
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后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过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独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次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爱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我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小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总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
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
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
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
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
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爱,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要杀赵眉的意念总是一闪而过,第一次我们还在阿尔拔亚省加特利城。我们刚到几个月,她怀着小二,我失业,二人成天在大雪纷飞的屋子。赵眉喜欢数钱——把现金提出来,找换成硬币,一只一只的在数:“足够我们过两年4个月零5天。”
我看着电视,听着单调的钱币声,赵眉近乎满足的叹息——又一天了。

几时才过完这些日子呢,当时我忽然起了杀她的念头——一闪即过,用刀劈碎她的脑子,肚里流出紫黑的胎儿,再杀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会将我当重要人物看待,我们会上加特利亚城报纸的头版。这个念头竟令我深深地震栗,不禁轻轻发抖。
赵眉转过脸来,微紫的脸,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说:“陈路远,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离开香港。但谁知道呢?我们从油镬跳进火堆,最后不过又由火堆跳回油镬,谁知道呢?”我心里一阵揉痛,一言不发,只是抱着她。

我从来不知道加国有这样漫长严酷的冬天,才11月,已经下了雪。赵眉愈来愈沉默,川流不息地在厨房里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烟三文鱼、意粉、巧克力勿斯、苹果批、果仁曲奇饼干、龙虾汤、鹅肝、烧鸭……二人对着一桌子的食物发呆。电视亦川流不息地开着,简直就像香港的屋村。赵眉又养了一只牧羊狗,先喂狗,喂明明,然后才该我。食物吃不完丢进垃圾桶——我的存在不过在牧羊狗、小孩与垃圾桶之间。漫天风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

园子里只有荒凉的几株枫树,索索地摇动。雪亮如白衣,月色明丽。我只是盲目地向外走。双腿麻得抬不起来——离开这食物丰盛的监狱。我们以为追求自由,来到了加国,但毕竟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基本法不知颁布了没有。他们在那里草拟监狱条例呢。逃离它,来到另一座监狱。

我在冰凉柔软的雪中栖息。我累了。

在一个暗紫的梦里面,我听到赵眉子宫里的轻微哭泣与呼吸。

醒来在雪白的医院里。护士和气地道:“陈先生。”赵眉的紫脸,大大的,像一朵肮脏丧气的花,在远远地看着我。

“不应该将孩子生下来,打掉他。”

赵眉哭了。

孩子生下来我们便搬到多伦多,那里挤迫而空气污浊。人们又喜欢饮茶,看明周,炒地产,比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们买了一幢高层公寓房子,换了一辆日本车,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建筑师当文员。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气,经理总是十分有礼,叫:“陈先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这叠发票?”日子安静而缓慢。
下午5时零5分,他们都走清光,我有时在寂寞的办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黄昏。站着站着,会看到赵眉紫色的脸,及两个瘦小的婴儿,像紫色樱桃。我想狠狠地压碎它,溅了一雪地紫红的汁。

小二特别爱哭,叫起来惹动了明明,两个婴儿轮流哭整个晚上。赵眉和我,严重睡眠不足,她开始掉了一地的头发,连眼睫毛也秃了。我开车双手总是发颤,在办公室里老觉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着我,还有一种得意的看热闹神情。仔细一看,又没有了,脑里只是有无尽的婴儿哭声,在深夜的灵魂尽处。

赵眉让婴儿吵得无法入睡,便在厨房弄吃的。凌晨5时,我们夫妇对着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地瞪着眼前那只吱吱的白老鼠,赫然惊觉老鼠已经成千上万地繁殖,爬满了厨房、睡房、阁楼,甚至在我的驾驶座上。我蹦地跳起,冲入婴儿房,紧紧抱着明明、小二,怕他们要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的哭了。
转身来,见赵眉单单薄薄地赤足站在房门口,睡袍绉而陈旧,凄凄凉凉的双手交缠在胸口,道:“陈路远,让我们回香港吧。”

我们结果搬到了三藩市,在湾区找到了旧房子,我开一辆吵得不可理喻的旧福特,我又在一间建筑师楼找到一份绘图员的工作。

孩子仍然非常瘦弱而且敏感,喜欢哭泣。一夜明明又整夜哭泣,但我已经累极,而且开始习惯,转身也就呼呼大睡。突然醒来,感到有蓝光,原来是三藩市盛夏的无声闪电。屋子里异常的黑暗与静寂。不大听到孩子的哭泣,我像灰姑娘一样又惊又喜,在陌生的美丽静默国度漫游。赵眉在我这个静默国度消失。我竟然就在一阵一阵的无声闪电里,无声地笑了。

我多么渴望赵眉及孩子的消失。

但我却摸索起来,开了灯,到婴儿房找孩子和赵眉。小二睡了,明明的床却空空洞洞,留了浅浅的睡痕。我的心扑扑地跳动。

终于在厨房找到赵眉。她冲我,微微地笑了,在喝一杯香浓的巧克力——我已经多时没见过她的笑容。明明却坐在地上,靠着煤气炉,满脸紫蓝,嘴里塞了一条香蕉。赵眉道:“她不会再哭了。”我大吃一惊,立刻抱起明明,挖出了香蕉,再电召救护车。明明还有呼吸,只是十分微弱,我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脸,一时急痛攻心,差点流了泪。赵眉只是静静喝着巧克力,有天真安乐的神情。我站在这么一个蓝光闪动的公寓厨房,空气弥漫巧克力香气,身旁有勤劳的妻,天使女儿,而我又是个幸而能逃离香港的中产阶级——救护员快要到来。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讽刺,再一次,对着赵眉,失神地笑了起来。

小孩很快复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医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给了托儿护士,蚕蚀我们有限的积蓄。

情况再次地稳定下来。只是夜来我会做杀死赵眉的梦,醒来一身冷汗,紧紧地拥着她,叫她“宝贝”,说爱她,为她受的委屈道歉,和她做爱。

赵眉又将明明和小二接回家来,好省点钱。她又干回她的本行,周未做替工看护。我做着极其无聊的绘图工作,老像一个永不升级的一年级建筑学生。明明自从咽了香蕉后,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忧愁,眨着大眼睛。一次我们在明明用的小厕盆发现了血。她只是咬着唇,不哭泣也不动容。一看她,下体发炎得又红又肿。
我忽然知道,我们只因为自己的轻弱,毁了她。

平静而提心吊胆的,总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似的,我们还是在三藩市安顿下来,入了冬。

秋冬之间不过是几天的事情,晚来早黑,家里没亮灯。明明在半暗的玩具房间摇木马。小二在婴儿床睡得正甜。赵眉不在。

我独自在客厅喝一罐啤酒,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醒来天也全黑。赵眉仍然没有声息。车子还在,她没有开车。打开衣柜,看出她没有穿大衣。我隐约嗅到不幸的腥膻气息,梦也似的,浮现了她坐在沙发前看电视,额角缓缓地流着脑浆的形象来。明明伏在书桌上,后脑开了血的星花——我发狂地抱起明明,摇她:“妈妈呢?妈妈呢?”她只是一味地摇头。

赵眉是否真的离开我远去?我不禁一下一下地亲着明明——多么像赵眉。明明吓惊了,只是别过脸去。

我在寂静的林荫大道叫赵眉的名字。邻居亮了灯,探头出来,关上窗。

在街头韩国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开车回家。他停下来,道:“我见到你太太。在小公园,独自坐着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枫树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脸孔微焦而紫白,没穿大衣,只围了一条紫红大围巾。我静静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挣,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良久,赵眉方说。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与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也没时间想。”

忽然有流星。

“你记得港大化学大楼外的草坪?那时我们总在那里想,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我们的家庭,点着灯,像星星。”

“唔。”

我记得的赵眉,头上总戴一顶秀气的学护帽,时常默念护士的座右铭:“温柔、爱、关怀。”

“我时常渴望有长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来很简单。”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楼如人类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为我的建筑是巴比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赵眉轻轻地靠着我的肩。年来搬了三次家,生了两个孩子,她已经非常瘦弱而松浮,身体像一个泄气皮球。

“我们回香港去,好不好?”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
——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
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爱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
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
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 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
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 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 MORNING 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
“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hat mother fucker,this fat 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
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爱。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
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
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
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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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碧云
标签: 心情 美文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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