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汪国真到底有多火


汪国真的朋友说他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对此,汪国真直言:“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读大一时发表了处女作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劳动部。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汪国真,在父母的影响下,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又通过大院间的互相借书,读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此后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

那个年代的汪国真到底有多火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心有不甘的他凭直觉感到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他感到他的好日子来了。

大学期间汪国真成绩一般,“我做事凭兴趣,对分数历来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独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他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午饭,同学陈建平说,《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他有点半信半疑。饭后他去图书馆,知道《学校的一天》发表了。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

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认为他有极强的“发表欲”,但他认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人。

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觉一事无成,他有紧迫感。《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有他的书。

无法抹去的“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

《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盗版书,“加上盗版,我的书总数超过一两千万。”

《年轻的潮》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自己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他说。

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应付每天给汪国真的几百封来信,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军官来信告知,她生日时,“收到8本汪国真的诗集”。

他受邀去全国40多所院校讲学,其中北京30余所。“这个跟经济收入没有联系。”由于演讲后学生纷纷冲上来要求签名,校方不得不组织人员拉成人墙护送其通过。

短暂的复兴了朦胧诗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出现并且一时风靡。接下来是后朦胧诗、第三代诗还有第四代诗。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坛或者说在诗坛之外出了一个汪国真,他的诗让人读懂了,让人脱口而出了,也很被说三道四了一番。

论影响,汪国真还真是一不小心把新体诗推到了顶峰,好歹是大众化的顶峰。至于艺术水准高下深浅,是追求世俗的成功还是追求灵魂的高贵,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看那阵势,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汪粉、真丝数量不好统计,至少他诗集的发行量恐怕已创造了后人很难超越的纪录。

汪国真的诗大红后,似乎后无来者,前无古人。但是拜互联网之赐,格言体作家层出不穷,后来者有安妮宝贝、郭敬明等。只是现代人的口味与风气大为转向,当时以乐观,积极,促人深省为美,现在多为伤感,孤独,旖旎之作。汪国真表示,他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他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他80元,他已经感觉是天上掉馅饼。

后来,汪国真去玩书法、画国画,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作曲家,虽然至今他还被称为诗人,但是他本身的热闹已经跟诗歌没有多大关系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新诗的悲哀。

从1992年至今,15年以来没有哪个写新诗的人如此兴风作浪。前不久听说有人把一些白话分成行叫做梨花诗,能热闹多久不得而知,也许用不了多少时候大家已经不知梨花诗为何物了。这是一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时代,谁也别想在某一个领域的顶峰占据太久的风光。

把音乐当诗写,把书画当音乐写

成名后,应酬众多,不仅是签名,还常被人索要题字。盛情难却,字又拿不出手,1993年,汪国真开始练习书法。练了1年,每天1小时,“后来没时间练,但已有了很大改观了。”

他用毛笔写信,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章桂征收到,便约他出书法集。“我出什么书都畅销。”他还是觉得能拿得出手的不多,于是将诗、文、书法结集在一起。

此后一发不可收。至今,汪国真的墨迹已遍布南北,尤以河南、山西为盛,“河南18个市我只剩下两个没去过了”,并深入各领域。他常举的例子是香格里拉酒店,主管们有人读过他的诗歌,经过商讨,一致认同请他写一种红酒的酒标。

我也属于音乐!2001年,汪国真开始学习作曲,“买了些音乐方面的书,一边看书,一边试着把旋律记录下来。”

2003年10月,汪国真与山西北武当山风景区合作,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发行1万张。2006年,双方再度合作,《名家歌颂北武当》DVD专辑推出,歌词相当直白。

此后,汪国真开始给古诗词配曲,计划完成400首,现已完成300余首。“你看我现在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写诗,书法,音乐。可能以后我会花点时间,在画画这块钻研一下。”他说。

汪国真还擅长画中国画,尤以花卉和墨竹见长,他的画追求工笔画精美细致的逼真效果,又注重写意画泼墨渲染的酣畅淋漓,使得作品别有一番情韵。2006年6月出版的《作家通讯》封三是汪国真的国画牡丹,他在附言中写道:人们都说艺术是相通的。于是,我把音乐当诗写,我把书画当音乐写。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对于自己不听跨界,他曾以一首《我喜欢出发》表明心迹: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汪国真的朋友说他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对此,汪国真直言:“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读大一时发表了处女作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劳动部。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汪国真,在父母的影响下,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又通过大院间的互相借书,读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此后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心有不甘的他凭直觉感到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他感到他的好日子来了。

大学期间汪国真成绩一般,“我做事凭兴趣,对分数历来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独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他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午饭,同学陈建平说,《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他有点半信半疑。饭后他去图书馆,知道《学校的一天》发表了。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

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认为他有极强的“发表欲”,但他认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人。

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觉一事无成,他有紧迫感。《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有他的书。

无法抹去的“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

《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盗版书,“加上盗版,我的书总数超过一两千万。”

《年轻的潮》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自己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他说。

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应付每天给汪国真的几百封来信,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军官来信告知,她生日时,“收到8本汪国真的诗集”。

他受邀去全国40多所院校讲学,其中北京30余所。“这个跟经济收入没有联系。”由于演讲后学生纷纷冲上来要求签名,校方不得不组织人员拉成人墙护送其通过。

短暂的复兴了朦胧诗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出现并且一时风靡。接下来是后朦胧诗、第三代诗还有第四代诗。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坛或者说在诗坛之外出了一个汪国真,他的诗让人读懂了,让人脱口而出了,也很被说三道四了一番。

论影响,汪国真还真是一不小心把新体诗推到了顶峰,好歹是大众化的顶峰。至于艺术水准高下深浅,是追求世俗的成功还是追求灵魂的高贵,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看那阵势,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汪粉、真丝数量不好统计,至少他诗集的发行量恐怕已创造了后人很难超越的纪录。

汪国真的诗大红后,似乎后无来者,前无古人。但是拜互联网之赐,格言体作家层出不穷,后来者有安妮宝贝、郭敬明等。只是现代人的口味与风气大为转向,当时以乐观,积极,促人深省为美,现在多为伤感,孤独,旖旎之作。汪国真表示,他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他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他80元,他已经感觉是天上掉馅饼。

后来,汪国真去玩书法、画国画,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作曲家,虽然至今他还被称为诗人,但是他本身的热闹已经跟诗歌没有多大关系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新诗的悲哀。

从1992年至今,15年以来没有哪个写新诗的人如此兴风作浪。前不久听说有人把一些白话分成行叫做梨花诗,能热闹多久不得而知,也许用不了多少时候大家已经不知梨花诗为何物了。这是一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时代,谁也别想在某一个领域的顶峰占据太久的风光。

把音乐当诗写,把书画当音乐写

成名后,应酬众多,不仅是签名,还常被人索要题字。盛情难却,字又拿不出手,1993年,汪国真开始练习书法。练了1年,每天1小时,“后来没时间练,但已有了很大改观了。”

他用毛笔写信,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章桂征收到,便约他出书法集。“我出什么书都畅销。”他还是觉得能拿得出手的不多,于是将诗、文、书法结集在一起。

此后一发不可收。至今,汪国真的墨迹已遍布南北,尤以河南、山西为盛,“河南18个市我只剩下两个没去过了”,并深入各领域。他常举的例子是香格里拉酒店,主管们有人读过他的诗歌,经过商讨,一致认同请他写一种红酒的酒标。

我也属于音乐!2001年,汪国真开始学习作曲,“买了些音乐方面的书,一边看书,一边试着把旋律记录下来。”

2003年10月,汪国真与山西北武当山风景区合作,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发行1万张。2006年,双方再度合作,《名家歌颂北武当》DVD专辑推出,歌词相当直白。

此后,汪国真开始给古诗词配曲,计划完成400首,现已完成300余首。“你看我现在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写诗,书法,音乐。可能以后我会花点时间,在画画这块钻研一下。”他说。

汪国真还擅长画中国画,尤以花卉和墨竹见长,他的画追求工笔画精美细致的逼真效果,又注重写意画泼墨渲染的酣畅淋漓,使得作品别有一番情韵。2006年6月出版的《作家通讯》封三是汪国真的国画牡丹,他在附言中写道:人们都说艺术是相通的。于是,我把音乐当诗写,我把书画当音乐写。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对于自己不听跨界,他曾以一首《我喜欢出发》表明心迹: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来源/网易新闻,本文综合南方周末、央视网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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