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机构是否要民主?



公益机构内部的建设,应该贯彻民主原则吗?

这恐怕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反对者说,企业界的实践证明,为了效率,在机构这个级别实行民主不可行。即便是公司治理最为完善的大型上市公司,也是由独立董事会来代行股东的职责——况且董事会也不会插手公司的实际运营。支持者说,公益机构毕竟和企业不一样;由于股东这个角色的缺位,也因为激励机制与企业完全不同,有必要引入一定的民主选举与制衡机制。否则如何防止领导人把公益机构变成自己的私器、导致公众资金的滥用?在中国的现状下,官办公益机构正是因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内部缺乏透明的民主机制,外部又因垄断而缺乏竞争——而导致而丑闻频发,从而影响了社会对整个公益界的信任。

对于广大民间公益组织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生死存亡那么迫切,却也在领导人和员工/志愿者之间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因为缺乏一个清晰、透明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机制,员工和志愿者往往觉得自己的声音未被倾听,自己的意见没得到尊重,甚至与领导人产生“气场”不符。然而走,就意味着放弃自己钟爱而有热情的事业;留,又实在难以忍受。而在另外一面,员工却不知道领导人其实更加痛苦:不仅自己投入的大量时间、精力、金钱看上去得不到团队的认同,他/她还不得不长期在“热情与冷血”之间走钢丝。往前一步,就是颐指气使、刚愎自用;往后一点,就是缺乏领导力、没有愿景、懦弱无能。因为机制的缺乏,社会对公益机构的期望和压力也无法有效地传递给团队;领导人经常发现自己不得不用宝贵的时间来“哄”着、“求”着、或“逼”着团队工作。最后大家一起问,“做点公益怎么这么难?”夜深人静时,很多人都觉得心力交瘁,甚至想哭。

在企业和政府机构,由于相对清晰的上下级关系,外加金钱的力量,这样的问题往往可以以某种方式迅速解决。公益机构这里,却缺少这样的途径:即便是对员工和志愿者都支付和市场一致的薪水,我们仍然、显然不能认为员工加入公益机构的目的和他/她加入企业的目的一致。感情和道德这把双刃剑,既使得公益人热情洋溢、工作努力,也使得领导人到志愿者往往都需要承担工作之外的不必要的重压。

建立民主机制是不够的

那么,既然上文所述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清晰合理的内部民主机制造成的,我们自然的会想到引入民主机制,让公益团队里的各个成员,从理事长到志愿者都觉得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努力,同时也避免任何人独断专行。但是,从实践来看,解决方案却不是建立一个民主机制那么简单的。明日中国基金会的发起人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从源头上就想避免,并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并制定内部的选举、决策和制衡机制,但仍然会经常陷入上面的困境。

例如,当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检查团队成员的工作进展,提供批评或改进意见时,他/她到底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授权他的理事会,还是代表“领导人”这个身份?这个问题看起来很无聊,但其实并非如此。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我们不自觉地、习惯性地、甚至顽固地用说话人的“动机”来理解沟通,同样的工作交流会因为双方对“身份”的理解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如果领导人的发言仅仅是代表是他个人,那么团队成员是否可以拒绝?但如果他/她拒绝接受领导人的批评改进意见,领导人又如何为总体的工作质量负责?

如果领导人是代表理事会,那么是否每一次发言都要再次要征求理事们的意见?如果不用,理事们岂不是长期“被代表”,经常为自己并不同意、甚至不知情的意见背书?如果是,那么一开始授权给领导人又有何意义?

如果他/她代表的是“领导人”,团队成员又必须听从,那么我们又回到刚愎自用的原点——民主又去了哪里?

类似这样的难题还有很多。如果一个或数个理事对某事有强烈的意见,但却无法获得领导人、或理事会的多数支持,他/她很容易感觉自己的意见不被尊重;长此以往,他/她的选择就是不再发表意见,而在工作中予以实际性的杯葛。此外,“公开、透明、民主”往往和我们习以为常的人情世故不相兼容,甚至完全对立,又如何处理这中间的矛盾?尽管规则鼓励公开发表不同意见,我们都在打鼓:这样做对“关系”有没有影响?但如果不发表,影响了工作质量谁又来负责?我们的实践证明,即便有清晰、透明、公平的民主机制,仍然不能保证一个公益机构实现工作高效与责任公平的平衡。

公益人需要有民主精神

所以,与通常想象的不同,我认为民主机制本身并不是公益机构解决内部矛盾的必由之路。与民主机制相比,更为重要、也更为基础的是“民主精神”。民主机制容易建立,而民主精神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贯彻始终;因为它面对的敌人正是我们自己——包括作者和读者——确切的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刻下的影子。因此,“公益机构是否要民主”其实是个假问题,公益人是否具有民主精神才是个真问题。

从这点出发,我认为每个公益人都需要自省:不管有否民主机制,如果公益机构要想长治久安,团队中每个成员都至少需要同意四点最基本的原则:

民主精神并不仅仅是对领导人的要求,而是对团队中每一个人的要求。每一个新加入的成员都需要具有这样的精神:民主既是公开、公正、透明的协商、沟通、交流,更是不偏不倚的决策、责任、效率。从领导人到员工,一个合格的公益成员要有不怕错误、发表意见、并为之负责的自信和勇气;也要有尽管我不同意,但工作就是工作的精神。一个领导人要善于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精于与少数人商议,勇于一个人做决定;一个员工要善于产生自己的思想,精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要坦然接受工作制度的安排;独断专行不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但议而不决、不“爽”就不工作更不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机构要脱离人治的窠臼,不仅需要民主精神,更需要事先花时间和精力制定清晰的、可操作的规则,并让每个人都熟悉并习惯在规则内行事。这三者同样重要。“尊重制度、充分理解制度、在制度内解决纷争”,这是《寒战》对香港精神做的精准诠释,同样也适用于公益机构。在制定规则时,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权力和义务这三点必须事先定义,且保证明确和对等(在公益这个语境下,我们先不谈利益),否则就一定会产生矛盾。例如,不管领导人如何产生,如果他/她需要对领导之下的工作负责,他/她就必须拥有相应的决策的权力,设定工作目标和质量标准的权力、以及批评、督促、招聘和解聘的权力。他/她有向授权的组织(理事会、监事会、公众、上级……)报告、受其监管、被其问责的义务。相应的,不管一个团队成员本人的“身份”如何,如果他/她是某个项目的一部分,他/她便在工作责任和权力之外,有接受相关领导决策的义务。在某位同事因为态度或水平的问题影响工作时,我们既有遵循既有的程序将他/她解聘的权力,也有和他/她服从/合作的义务,因为我们都需要承担工作的责任。如果责任、权力和义务不对等,就会产生无数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脚和手都可以投票,它们同样重要,同样是民主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益机构毕竟是做事的机构,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拖延的民主机器;此外,公益机构存在的目的是服务社会,而不是服务员工或志愿者;因此,机构设置和工作安排需要以最大化工作效率和社会效益为前提。如果出现内部矛盾,应该遵循事先制定的程序,在“体制内”予以公平合理的解决;在矛盾无法解决时,我们需要平静的接受用脚投票(包括“走”或“踢”两个动作)作为一个看上去很丑、但实际上有效解决工作效率和矛盾的方式(参见“公益机构的热情和冷血”);毕竟,公益机构很多而且在增加,只要有一颗爱心,在哪里都可以做贡献。毕竟,不共事,仍然可以做朋友。

公益领导人(每一个成员其实也是如此)要平静的接受民主的后果:做好自己首先被牺牲、被冤死的心理准备。民主决策不保证正确,实际上民主决策经常会错,这就是现实,我们喜欢不喜欢都得接受。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企业、公益还是政界,英明的领导人被赶下台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丝毫也不奇怪:二战胜利后,英国人第一次选举就把英雄首相丘吉尔“赶”下台;伟大如乔布斯,也被自己亲手创建的苹果公司炒过鱿鱼……他们当时的心情其实不难想象,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经历是必须的痛苦,是机构成长的标志,也是对所有人“公心”和动机的良好测试:如果的确是为了事业而来,受影响的同事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内部工作变动根本不是故事的结束,甚至只是故事的开始。毕竟,公益是社会事业,公益机构是社会组织,无论个人投入了多少心血,无论感情上多么难以接受,都不能想当然的把它认为是“自己的”机构。

从自己开始做民主的实验

中国的文化里是缺乏民主传统的。必须承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公益人,尚不具有抛开面子和感情,按照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来运行一个机构的心智和能力。大多数的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民主训练,不熟悉和平解决分歧的技巧,自觉不自觉的会陷入潜规则的陷阱。民主,这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概念,将不断地与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人情和文化产生冲突。责与权、情与法、效率和公平如何平衡,“面子”、“感情”与公开、透明的民主程序如何并存,(民选)的领导人和团队到底是什么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公益机构正是社会的缩影。

但是,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是中国公益机构的成长之痛,却也是未来公民社会的领导人今天应该珍惜的宝贵一课。我认为,公益人是幸福的,因为公益机构提供了一个个优质的试验田,让我们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从自己开始做民主的实验。也许这些实验大多数会失败,也许我们很多人会有痛苦,但这些泪水将最终把我们带到幸福的终点;因为我们自己,将在这个过程中涅磐;因为我们自己,会逐渐的、在不断的尝试和反思中,从不知的臣民、从“知”但“不能”的准公民,转变为实践民主、也懂得负责的真公民。我一向认为,中国的公民社会从公益机构开始;而中国的公益机构,就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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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廖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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