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记录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



【编者按】
北京时间10月8日晚,瑞典学院公布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记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最终胜出。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生于乌克兰,在去年乌克兰广受关注的情况下,媒体就猜测或许会爆冷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今年总算如愿以偿。
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一向不太青睐非虚构文学的诺奖能够将奖项颁给她,可见其优秀。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品《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我还是想你,妈妈: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等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其最著名的作品当属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记录,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作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中的一章,原题为《孤单的人声》。

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
——马马达舒维利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早上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1: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我一大早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汤,所有食材都得磨碎。有人说:“帮我买苹果汁。”我就带六罐半升的果汁过去,都是六人份!我赶到医院,在那里待到晚上,然后又回城市的另一端。我还能撑多久?三天后,他们说我可以住进医院的员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里没有厨房,我怎么煮饭?”
“你不用煮了,他们没办法消化。”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以文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我好爱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们才刚结婚,走在街上,他会抓着我的手把我转一圈,不停吻我,路人都对我们微笑。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住进宿舍第一天,他们测量我有没有辐射。我的衣服、行李、皮包、鞋子都是“热”的,他们当场全部拿走,包括内衣裤,只留下钱。他们给了我一件医院的袍子作为交换─尺寸是五十六号,还有一双四十三号的拖鞋。他们说衣服也许会还我,也许不会,因为那些衣服很可能“洗不干净”。我穿着袍子去看他,他吓一跳,说:“女人,你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想办法帮他熬汤,我用玻璃罐煮水,放进很小块的鸡肉。后来不知道是清洁妇还是守卫给了我锅子,也有人给我砧板,让我切香芹。我不能穿医院的袍子去市场,所以他们替我带蔬菜。可是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他没法喝东西,连生鸡蛋都吞不下去。不过我还是想让他吃点好的,好像那还是有差别似的。
我跑到邮局说:“小姐,我要打电话给在伊凡诺-福兰克夫斯克的父母。立刻!我先生快死了。”
她们立刻明白我从哪里来,知道我先生是什么人,马上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父亲、妹妹和弟弟帮我带了行李和钱,当天就飞到莫斯科。那天是五月九日,他过去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到了胜利纪念日,会放烟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我坐在病房里,他睁开眼睛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九点。”
“打开窗户!他们要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我们在八楼,整座城市都映入我们的眼帘!一束火花在空中绽放。
“你看!”我说。
“我说过我会带你来莫斯科,而且逢年过节都会送你花。”
他从枕头下拿出三朵他拜托护士帮忙买的康乃馨。
我跑过去吻他:“我好爱你!我只爱你一个!”
他开始咆哮:“医生是怎么说的?不能抱我和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扶他坐起,帮他铺床,放温度计,拿餐盘,整晚待在他身边。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连忙抓住窗台,还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间。一名经过的医生扶住我的手臂,接着突然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没有!”我好怕有人听到。
“不要说谎。”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你为什么骗我?”她问。
“我没办法,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会叫我回家。那是神圣的谎言!”
“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一辈子感激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一辈子!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是她们不能进医院,只有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
沃洛佳·帕维克的妈妈不停祈求上帝:“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换。”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人盖尔医生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力壮!”
他们通知他所有亲戚,他的两个姐妹从白俄罗斯过来,在列宁格勒当兵的弟弟也来了。年纪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岁,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适的。(沉默)我现在可以讲这件事,之前没办法,我十年没讲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们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时断然拒绝,他说:“我宁可死掉。她那么小,不要碰她。”
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过手术室的大窗观看手术过程。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一共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麻药几乎退不掉。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
他们有特殊仪器,不用进入帷幕就可以帮他注射或放置导管。帷幕用魔术贴粘着,我把帷幕推到旁边,走到里面,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一直问。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那些士兵端卫生器皿,擦地,换床单,什么都做。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但是他……他……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都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沉默许久)
我弟弟来了,他很害怕地说:“我不让你再进去!”
但是我父亲对我弟弟说:“你以为你能阻止她吗?她不是从窗户,就是从逃生口爬进去!”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很大,粉红色的。他微笑着说:“我的礼物,拿去吧。”
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已经摆在他身边好一阵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连碰都不该碰。
“吃啊,”他说,“你喜欢吃橙子。”
我拿起那颗橙子,他闭上眼─他们一直替他注射,让他入睡。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只希望尽可能让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会不会死得很惨,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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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切尔诺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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