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柯,他把跑题发展成为一门艺术



文/豆瓣唐山

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欠了意大利人两笔血债的话,那么,一笔是卡尔维诺,另一笔就是翁贝托•艾柯。

卡尔维诺只活了63岁,说他没修炼到德艺双馨的境界,勉强还能算个理由,艾柯则不同,10多年来,立博榜年年将他列为得奖热门,没想到一路艾柯、艾柯、艾柯、艾柯……念下来,到了84岁,艾柯却死了。

在艾柯的身上,贴着太多的标签,比如符号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当代最博学的人之一,等等,看上去个个都比“小说家”要耀眼得多。帕慕克获诺奖时,曾说“艾柯让我学习了温文尔雅地运用谋杀的形式”,中国记者对此特别好奇,没想到艾柯也是一头雾水:“这是我到中国后第三次听到(这样的问题),在欧洲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

出现这样的尴尬并不奇怪:精英机制在现代社会已严重崩坏,判断一位作家好坏,只能凭借外在的标准,比如他得过什么奖,名人是否点赞过,作品销量如何。

很多人接受艾柯,恰恰也是因为他的《玫瑰之名》卖掉了2千万册,所以没人敢去指责这部小说的单调与乏味,只好谨慎地称其为“晦涩”,换言之,那些缺点并不是缺点,而是一种深刻的优点,只是咱没读懂而已。

面对艾柯,有个“皇帝新装”的效应——读者用阐释,完成了他从没有写出的内容,而这,恰恰是艾柯最想反对的东西。

艾柯的中译本足有10余种,但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两本小说:《玫瑰之名》与《傅科摆》。

《玫瑰之名》采取了侦探小说的架构:修道院接连发生凶杀案,主人公威廉修士猜测凶手是从《圣经•启示录》中得到的灵感,因此对修道院的图书馆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凶手竟是双目失明的乔治修士,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有人读到亚里士多德《诗学》下卷,因为其中包含了反基督的理念,可能导致整个信仰大厦的崩溃。乔治修士杀人的方法十分俗套:在《诗学》下卷的书页上涂了毒药。

《傅科摆》则有点像黑色幽默:三个学者对中世纪史感兴趣,他们从一份神秘文件中解读出每隔120年,圣殿骑士的后人们就会相聚一次,从而在欧洲掀起风云,马克思、莎士比亚、培根、爱因斯坦等都是圣殿骑士后人,埃菲尔铁塔等欧洲地标建筑,也是骑士后人们为了彼此相认而建立起来的,换言之,整个欧洲史不过是圣殿骑士们的相会史……就在学者神游八极、回肠荡气之时,其中一人的女友却发现:那份神秘文件不过是中世纪的一张购物清单。

其实,艾柯想表达的主题并不复杂:现代人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文字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而我们常常被前者所诱导,以为它才是真实的,结果不知不觉坠入了荒诞中。

我们为什么更喜欢文字的世界?因为文字的世界充满理性、激情与解释,任何现象都是“合理”的、前后贯通的,这给人以幻觉:世界彼此紧密联系,有因必有果,一切当下的现象,必曾在过去萌芽,也必将在未来结果——这种贯通给了人以意义感,让人体会到活着的价值。

因为不愿意接受一个偶然的、彼此割裂的世界,所以我们就用解释将它串联成一个整体。

读了《诗学》下卷,就真会背叛信仰吗?就算背叛了信仰,就一定会引发社会崩溃吗?凡此种种,显然是头脑中虚构出来的逻辑。

一个人只要稍稍沉入生活,就会发现,任何社会并不是完全依照合理性建构起来的,而是习俗、价值、误会、迷狂、任性等等互相妥协、互相斗争后的沉淀物,可我们在解释历史时,却将理性视为唯一的线索,于是,历史看上去显得异常合理。可问题是,历史究竟源于人类的认知,还是源于人类的误会?

中世纪有一封流传甚广的信,信上说东方有个“约翰王”,信仰基督教,且拥有惊人的财富,事实上,这封信是伪造的,可欧洲人却信以为真,甚至一度把成吉思汗看成“约翰王”,正是为了寻找约翰王,马可•波罗才来到中国,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也是受了这封信的蛊惑。

如果没有欺骗,就没有历史,如果一切都是真实,我们便无法享受现代文明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其实是被谎言绑架到今天的,那么,当谎言试图左右世界时,我们该站出来揭穿它,还是该与世沉浮呢?不要以为这是中世纪才有的荒诞,艾柯明明白白地说过:“我在每个地方都能看见中世纪的影子,显而易见地,它们覆盖了我的日常生活,那些看起来与中世纪完全不搭调的生活琐碎,实际上都沾染着中世纪的色彩。”

从《傅科摆》中,可以读出艾柯深深的荒诞感,从架构上,这本小说与《达•芬奇密码》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两本书展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丹•布朗相信传统文化的真实性,自愿沉浸在它天花乱坠的解释体系中,以为真的找到了生命的寄托,结果被低级自嗨所套牢,而在《傅科摆》中,最终揭破迷局的莉雅一语道破:

有时候你好像很有深度,但那只是因为你将许多表面连缀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深度、坚实的印象。如果你想将这坚实竖立起来的话,它就会崩溃的。

似乎完美的世界,源于我们没有把它竖起来,一旦竖起来,就会发现它什么也支撑不了,连自己都支撑不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艾柯对丹•布朗的不屑溢于言表,他曾说:“我和丹•布朗?那不是拿超人和米老鼠比吗?”“我写《傅科摆》里那些形形色色的疯狂之举都是闹着玩儿,而《达•芬奇》写得那么严肃,所以这是真疯。”

应该说,艾柯小说的“思想性”并不难懂,难懂的是他的文本。

说好听点,艾柯的小说天马行空,说不好听点,是东拉西扯。艾柯把“跑题”发展为一门艺术,你永远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吊诡的是,在“跑题”中,他还经常把话题拉回来,用所谓的“互文”将彼此连缀为一体。读艾柯小说,犹如面对一张狂喷的老嘴,在目瞪口呆之外,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

艾柯的写作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极其微弱,有时只是为喷而喷,似乎是担心不马上喷出来,回头就会忘掉。这也许算是后现代主义吧,但事实是,学者小说一直都是这么缺乏分寸感,他们不太看重结构,只看重叙述过程,比如《围城》,

勉强来说,这么写的好处有两点。

其一是白日梦的空间更大,比如读《红楼梦》,读进去的人不免要把自己装扮成林黛玉、贾宝玉之类,继续演绎情节,但不论怎么演绎,都会受到原著的巨大约束,只能在原来的故事框架中延伸与改造,这样便失去了白日梦的自由,而读《玫瑰之名》《傅科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吸引你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欧洲文明的巨大知识体系,在里面你充当怎样的角色都可以。

其二是具有更多元的解读性,艾柯小说有无穷阐释的可能,本文采用的只是其中一种,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提出新的阐释方案,且都不难从小说中找出证据。事实上,《玫瑰之名》之所以轰动,就在于它勾起了学者们的阐释兴趣,各种阐释方案彼此攻讦,结果蜕变成一个“事件营销”的成功案例。被这本小说打动的读者能有多少呢?更多人还是想看看,为什么专家会为它吵得不亦乐乎。

可以借此为艾柯开脱,但不能回避的是,这未必是一条更充分展现艺术魅力的道路,它只适合艾柯,因为他离书斋更近,离人间悲欢更远,他能找出典故中深藏的趣味,也能参透知识世界的负累与虚伪,却难与平常人共鸣,或者,他也根本不屑于此吧。与他钦佩并模仿的博尔赫斯相比,艾柯的小说总有一层挠不透的壳。

宁愿认为,没有符号学、哲学之类的包装,反而更容易读懂艾柯,因为艾柯的写作中蕴含着伟大作家的气质,即:淘气。

艾柯的淘气藏得非常深,比如《玫瑰之名》中,那个复杂的图书馆显然模仿自《小径分岔的花园》,它神秘、对称、精巧,可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博尔赫斯在小说中的镜像,图书馆负责人乔治修士却是个杀人犯,他还制造冤案,让无辜的女孩被当成女巫烧死,最终,艾柯把自己笔下的博尔赫斯投入火海,与图书馆一起烧成灰烬,从而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艾柯式的致敬。

这个致敬是否有点太孙子?在书中,艾柯写得很明白:说不定,那些深爱人类的人所负的任务,是使人们嘲笑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惟一的真理,在于学习让我们自己从对真理的疯狂热情中解脱。

用淘气来摆脱对真理的疯狂热情,对人来说,是件多么艰难的事,而艾柯却做的这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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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唐山
标签: 随笔 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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