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一个人上原

文/陈忠实 图/画家黄有维
本文选自《陈忠实散文集》



电话里响着一个陌生的声音,开门见山:“我是北京人艺的林兆华。”我在意料不及的瞬间本能地噢了一声,随口回应:"你是大导演呀我知道。"接着再没有寒暄和客套,他就说起要把《白鹿原》改编话剧的设想。我只是确定了小说《白鹿原》被大导演林兆华相中改为话剧的事,自然是一种新鲜而又欣然的愉悦,都不太用心听他说有关改编的纯粹的具体事务了;倒是欣赏起他说话的声音,温厚绵软而又简洁,没有盛气,更没有夸夸,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新名词。我之所以敏感他的说话方式,似乎是某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我虽然是几年也难得看到一场话剧演出的与戏剧隔得老远的门外汉,却早已闻知林兆华的大名,尤其知晓他是一位艺术观念颇为新潮的导演。我依积久的经验自然地作为参照和推想,不料却令我诧异,竟不见一句新潮词汇,而且声音如此温厚如此平实,可以信赖的踏实感就在短短的第一次通话里形成了。

随后就有了第一次见面。那是几年前的早春时节,我把几件事挪攒到一起赶到北京。西安已经是柳絮绽黄迎春花开的气象,北京还裹在丝毫不见松懈的寒冷里。我找到北京人艺门口,看见一个小小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牌子,注目许久,顿生慨叹,真正的名牌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标徽,当是一种自信。我第一眼瞅见林兆华导演同时握住手的时候,电话里的印象迅即延伸为一个更令人意料不及的具象,一个号称中国话剧第一导的又以现代派闻名的人,不见披肩长发,没有垂胸的胡须或别致的短髭,却是灰塌塌的不经任何修饰的本色寸发,还有不显线条也不见棱角的对襟纽扣的布褂。我在那一刻暗自发笑,文艺界的朋友调侃我的脸是关中老汉的典型代表,我也在记者关于电影《白鹿原》采访的提问里自我调侃,我最适宜演老年的长工鹿三。我突然发现握着手的林兆华,如果走进关中乡村的任何一个村子,那里的农民会以为是一位老亲友来了。他的对襟布褂和看不见裤缝的裤子,更触发得我一时眼热,我自小一直穿这种家母织布家母染色家母缝制的褂子和裤子,穿到高中毕业都换不出一件新式样,照毕业相片时借同学的一件制服上装改换了一回装束。我虽向来不打领带极少着西装,却也再没有穿这种老式对襟衫褂的兴趣,包括花样翻新的“唐装”。我在握着这位新结识的大导演的手时,又生出一层慨叹,一个以探索现代新潮话剧导演风格闻名的人,却用过时的中国乡村最传统的民间服饰打扮包装自己,割裂了矛盾了,还是某种天然的融汇和统一?抑或纯粹属于生活习性?然而确凿无疑的一点,以服装的式样和须发的长短来判断一个艺术家精神气象的明暗,看来难免会出意外的。

我已经记不清他来过西安几趟了。印象深的有两次。他要上白鹿原上去观察感受那里的天象地脉气韵,我完全能理解。我做向导,从灞桥区辖的原的西坡上去,直到蓝田县辖的原的东头下了北坡,沿着灞河川道途经我的隔河相望的家门再回到西安城里。我按他的意趣指向,进一个村子又找到另一个村子,寻找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民居住宅,还有家族的祠堂,还有接近类似小说主人公白嘉轩经济实力的宅基房屋的规模和样式。令他也令我遗憾的是,上世纪50到60年代成片成堆的土坯墙小灰瓦的大房和厦屋已经很少了,几乎是一色的装饰着瓷片的水泥平房或二层小楼房。祠堂连一座也没有找到,所答几乎众口一词,早都拆了。林兆华仍不死心,我更是觉得过意不去。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这个原上的乡亲庆幸,他们终于有了一砖到顶机瓦或楼板复盖的结实而又美观的新房子,基本实现了独门独户,几乎见不到三家五家乃至八家拥挤一院的穷酸相了,无论种田植果树抑或出苦力打工,尽管比不上城里人生活水平提升幅度大,总是比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好得远了。至于旧房老屋之无存,让林导难以感受贫穷乡村的氛围,自是不成遗憾的遗憾。我们终于找到一家古旧的房屋,可以看出曾经是颇有点经济实力也就比较讲究的建筑,迎面的门板是宽幅的木扇,门板上有简单的格子雕刻。经打问得知,建造这房子的业主,是一位手艺超群的刻字匠,曾给民国时代的几多要员刻过墓碑铭记,收入自然优于乡民,房子就讲究了。林兆华当即就拍板:"这个门和窗子我要了。"房主人说了这个旧房马上就要拆掉,林导嘱咐把门窗妥为保管。进得屋里,有木板镶成的木楼,早已被烟熏成黑色。一架宽板木梯搭在后墙边,两根梯柱原为一根粗大的木头,用锯居中锯为两半,镶着一块一块宽约尺余的踏板,比那些木条梯子豪华气派多了。我家曾经有一架木板梯子,与这架梯子几乎出于同一个木匠之手。林兆华又是一句:“这梯子我也要了,给我保护好。”出门到了乡村街道里,他便告诉我这些东西将作何用场,在于展示旧时乡村的一种逼真的景象。我却想到,这个人现在脑子里整个转着一部戏,随即都有最敏锐的招儿在触景中冒出来。

我后来到北京人艺,参加了《白鹿原》剧的新闻发布会。我看到了林兆华的自信。他的自信溢于言语和神色。这应该是我参加这次活动的最富实际意义的收获。还有宋丹丹的发言,她说林导告知她出演田小娥一角的第二天,就去健身房减肥健身了。她婉谢了电视剧邀约。我也深受感动,艺术创造的意义和价值,不是经济实惠所可完全改变一切艺术家的。

我在把话剧改编应诺给林兆华导演的时候,基于纯粹的我对写作的一种理解,我写小说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争取与最广泛的读者完成交流和呼应。我从短篇写到中篇再写到长篇,这个交流和呼应的层面逐渐扩大,尤其到《白鹿原》书的出版和发表,读者的热情和热烈的呼应,远远超出了我写作完成之时的期待。我以为这是对我的最好回报,最高奖励。即:在于作家通过作品所表述的关于历史或现实的体验和思索,得到读者的认可,才可能引发那种呼应,这就奠定了一部作品存活的价值,也就肯定了作家的思考和劳动的意义。话剧将是完成《白鹿原》书与观众交流的另一种形式。小说阅读是一种交流形式,话剧舞台的立体式的活生生的表演是迥然不同的交流形式,有文字阅读无法替代的鲜流活性,以及直接的情感冲激。这与我创作的初衷完全一致,我自己甚至也觉得新奇而又新鲜:看到活跃于舞台上的白嘉轩们当是怎样一种感觉?濮存昕创造的白嘉轩和宋丹丹创造的田小娥当会和观众完成怎样的交流和呼应?

我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性的要求。我唯一关注的是能体现我创作小说的基本精神就行了。我知道话剧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演绎所有情节,取舍是很难的事。我相信林导和编剧,让他们作艺术处理吧。我在初见林兆华的交谈里,领受到他对《白鹿原》书的深层理解,已经产生最踏实的信赖,连"体现原作精神"的话都省略不说了。

我记下与林兆华导演几次接触中的印象,在于体察和理解一位艺术大家,如何完成他艺术世界里的一次新的创造理想。

我在写完《白鹿原》书最后一行句子就宣布过,我已经下了那个原了。林兆华导演却上了原。我期待看到他创造的白鹿原上的新景观。

2006年5月14日
(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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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陈忠实
标签: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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