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美的存在与发现》

编者按:晶莹的杯子因为光线的变化而被川端康成所留意,他被简单的物吸引,为环绕着他的美妙海滨和蔚蓝天空陶醉,这都是给人心理安慰和愉悦的美,它们始终存在着,需要那个珍爱它们并真心相待的人。


川端康成


我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住了将近两个月。好几天的早晨,我在伸向海滨的阳台餐厅里,发现角落的一张长条桌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玻璃杯,晨光洒落在上面,晶莹而多芒,美极了。玻璃杯竟会如此熠熠生辉,以往我在别处是不曾见过的。就是在天光海色同样明媚艳丽的法国南部海滨尼斯或戛纳,以及在意大利南部索兰特半岛的海滨也是不曾见过的。卡哈拉·希尔顿饭店阳台餐厅里的玻璃杯闪烁的晨光,将作为由堪称常夏乐园的夏威夷和檀香山的日辉、天光、海色、绿林组成的鲜明的象征之一,终生铭刻在我的心中。 成排玻璃杯摆在那里,恍如一队整装待发的阵列。玻璃杯都是倒扣,就是说杯底朝天。有的叠扣了两在层,大大小小,杯靠杯地并成一堆结晶体。晨光下耀眼夺目的,不是玻璃杯的整体,而是倒扣着的玻璃杯圆底的边缘,犹如钻石在闪出白光。究竟有多少玻璃杯呢?大概有二三百只吧。虽然不是在所有杯底边缘的同一地方,但却在相当多的玻璃杯底边缘的同一地方,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一排排玻璃杯亮晶晶的,造成一排排美丽的点点星光。

我凝视玻璃杯底边缘的这些亮光。这时候,聚在玻璃杯体的某一地方的晨光,跃入了我的眼帘。这光辉,不像杯底边缘的闪光那样强烈,是朦胧而柔和的。在阳光灿烂的夏威夷,使用这个日本式的“朦胧”的词,也许不太合适。不过,同杯底边缘的光放射出星星点点的光全然迥异,杯体的光是柔和的,映在杯面,扩散在杯体上。这两种光,确是晶莹、美丽。这大概是由于夏威夷的阳光明媚,空气清爽的缘故吧。发现和承受了摆在犄角上备用的这堆玻璃杯发出的晨光之后,我为了养养眼神,望了望阳台餐厅,玻璃杯早已放在客人的餐桌上,注上了水和冰。那玻璃杯体、杯里的水和冰上,幻化出微妙的十色五光。这种光依然是晶莹、美丽,倘使不留心就发现不了。

早晨的阳光把玻璃杯映得如此的美,恐怕不限于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的海滨吧。在法国南部的海滨、意大利南部的海滨,或者在日本南部的海滨,说不定像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阳台餐厅一样,明媚的阳光也照射在玻璃杯体上吧。即使我没有在玻璃杯这种无价值的一般东西上,发现日辉、天光、海色和绿林组成的鲜明的檀香山象征,但一定还会有其他象征夏威夷的美。这种美,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别处是无以类比的。比如色泽鲜艳的花丛、千姿百态的茂林,还有我尚未有幸一饱眼福的奇景,即仅有一处海面上的雨中瞬间飞起的彩虹,像月晕般环绕月亮的圆虹等等。

然而,我却在阳台餐厅里发现了晨光照射下的玻璃杯的美。我确是看到了。这是第一次遇见这种美。我觉得这是过去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见过的。像这样的邂逅,难道不正是文学吗?不正是人生吗?这样说,会不会过于跳跃、过于夸张呢?也许会,也许不会吧。过去七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我在这里才第一次发现、第一次感受到玻璃杯的这种闪光。

不至于是饭店的人估计到玻璃杯闪光会达到如此美的效果,才摆放在那里的吧。也不至于是他们知道我发现美的存在吧。我对这种美的感受太深了,心里常常惦挂着:“今晨会怎么样呢?”于是,我凝视着早晨的玻璃杯,可是已非昨日的景象。我观察得更加仔细了。我曾说过,玻璃杯倒扣底朝天,圆底的一处闪烁着一点星光,后来我反复观察,由于时间和角度不同,发现闪光不止一处,而是许多处。不止杯底边缘,连杯体也辉耀着星光。这么一来,仅有杯底边缘一颗星光,是我的错觉或幻觉吗?不,有时是一颗星光。繁星闪烁要比独星发光美得多。不过,对我来说,第一次看见的一颗星最美。或许文学或人生的道路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吧。

我本应首先从《源氏物语》谈起,如今却把餐厅玻璃杯这类事情都讲了出来。尽管我嘴里说玻璃杯的事,但我脑子里不断浮现的却是《源氏物语》。就是这点,别人大概也不会理解,也不会相信吧。我唠唠叨叨地讲了一大堆玻璃杯的事。这是我的文学和人生的愚拙之处。在我来说,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要是从《源氏物语》谈起就好了。或用精炼的语言,或用俳句、诗歌将玻璃杯的闪光表现出来、吟诵出来就好了。此时此地我想用自己的语言,将玻璃杯在晨光下闪烁的美的发现与感受表现出来,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彼时彼地也许会有类似玻璃杯这种美的存在吧。但是,与此完全相同的美,在彼时彼地恐怕不会再存在了吧,不是吗?至少我过去不曾见过。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生中只有一次吧。 在夏威夷,我听日本俳人描述过海面的一处架起的长虹,和月晕般环绕月亮的圆虹之美。听说我是在夏威夷,他也有意写夏威夷的“时宪书”(日本俳句按“季语”分类的注释书),这两种罕见的彩虹,都是夏季的“季语”。姑且说它是“海之雨”、“夜之虹”更贴切吧。在夏威夷,也有“冬绿”这个“季语”。听了这番话之后,我想起了自己的一首俳句习作:

一片绿意碧葱茏,

去岁今朝一样浓。

作为夏威夷的“冬绿”的“季语”,似乎也是通的。这俳句是今年元旦我在意大利索兰特半岛所作。我从落叶、枯冬的日本起程,飞越北极的上空,来到太阳只在地平线上低低爬行就西沉的、白昼短促的瑞典,呆了十天,又经过仍然寒冷的英国、法国,来到了南意大利的索兰特半岛。隆冬时节,树叶、野草仍全是一片悠悠绿韵,令我游目驰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街道两旁的橙树果实累累,染上了黄澄澄的一片。但是,这年冬天,意大利也是气候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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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清晨雨迷閈,

不见维苏威积雪。

海上山间降雨雪,

索兰特市见晴晖。

元旦匆邃驱车游,

向夕始归索兰特。

遥望港口拿波里,

一片灯火将近夜。

第二首歌也是驾车翻越山岭时所作。来到山上,纷纷扬扬地下着鹅毛大雪。在索兰特,这是天气的明显变化。

很遗憾,我不会作俳句、和歌和诗歌。但是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乘旅游之余兴,姑且试写,消遣自娱。我把这些戏作文字记在笔记本上,有助于日后备忘或诱发回忆。吟咏冬绿的俳句中有“去岁今朝”一词,这是正月的季语,具有送旧岁迎新春、忆旧思新的意思。我之所以使用这个词儿,乃是因为我脑子里总萦回着高滨虚子(1874—1959,日本俳人,小说家)的俳句:

去岁今朝似箭逝 `

这位俳句大师住在镰仓寒舍的附近。战后我曾撰文赞美过虚子的短篇小说《虹》,这位老先生亲自登门致谢,我实在不敢当。他当然是身穿和服、裙裤,脚登高齿木屐。最显眼的,却是他在颈项后的衣领上斜插着一束诗笺。这诗笺是送给我的,上面写了自己的俳句。我这才知道原来俳人有这样的做法。

每逢年终岁始,镰仓车站内都挂上当地文人墨客书写的和歌或俳句。记得有一年年底,我在车站里看见虚子这首“去岁今朝”的俳句,不禁一惊。我对“去岁今朝似箭逝”一句,很是惊异,感佩不已。这是绝妙之句。我恍如坐禅时遭到大喝一声。据虚子的年谱记载,这俳句是一九五○年所作。

主持《杜鹃》杂志的虚子,不知写了多少平庸的俳句,看起来简直像平常的会话或自语脱口而出,自由自在、漫不经心地就写了出来。然而,在这些俳句中就有无以类比的名句、警句、妙句、深刻的句。

白色牡丹带微红

枯菊虽残意犹存

秋晴万里闻淡香

年华默默流逝中

“去岁今朝似箭逝”与“年华默默流逝中”有相通之处。一年元旦,我在随笔中曾引用了阑更(1726—1798,俳句诗人)的句子:

元旦欢畅心犹存

友人请我挥毫以作新年挂轴,我便书写了这一句。这一句,因鉴赏角度不同,可低可高,可俗可雅。我担心人们会误认为充满平凡的教训味道,我犹疑光写这句是否合适,便又挥毫添写了其他几句:

美哉岁暮映夜空 (一茶)

去岁今朝似箭逝 (虚子)

元旦欢畅心犹存 (阑更)

春空千鹤若幻梦 (康成)

当然,我的俳句只不过是对友人的一种敬意,聊作笑谈罢了。小林一茶(1763—1827)的俳句,是一茶亲笔书写在挂轴上的,我在镰仓的古美术商店里发现这挂轴,所以记住了。但我还没有查考这首俳句是写于何时何地的。

叹息终做栖身地,

故乡归来雪五尺。

一茶的故乡,位于信浓柏原和雪乡越后交界处的野尾湖畔。倘使这是他回到故乡之后所写的俳句,那么此地就在户隐、饭纲、妙高诸山麓高原上,可以想象冬天的夜空像凝冻了似的,显得高阔而清寒,繁星闪耀,仿佛就要陨落下来。况且又值岁暮的夜半。于是他在“美哉岁暮”这平常的词句里,发现了美,创造了美。

虚子的“似箭逝”,是凡人想象不出来的。这种大胆过人的词句,难道就没有蕴含深邃、广博和坚实的内涵吗?就以“年华默默流逝中”这句来说,“默默”一类词在俳句里是很难运用得当的。可是清少纳言(生卒年不详,推定是966—1017)的《枕草子》里有这样一段话:往昔徒然空消逝……扬帆远去一叶舟。人之年龄,春、夏、秋、冬。

虚子的“年华默默流逝中”,使我联想起《枕草子》中的“往昔徒然空消逝”。清少纳言和高滨虚子把“徒然”、“默默”这个词儿用活了。他们之间相隔九百五十余年,语感、语意也有些许不同,但我认为差异是很细微的。虚子当然读过《枕草子》的吧。他吟诵这首俳句时,脑子里是否浮现过《枕草子》这句“往昔徒然空消逝”呢?是否像所谓“吸收原歌”(指在创作和歌、连歌等时有意识地吸收前人作品中的词句、思想和趣旨而言)那样仿作呢?我不得而知。就是仿作,丝毫也不会有损他的俳句。而且我觉得虚子在这里运用“默默”这个词,比清少纳言活得多。

《枕草子》的影子呈现在我的讲话中,《源氏物语》的韵味也自然飘逸而来。这两部作品之所以齐名,是由于难以避免的命运。《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生卒年不详,推论的固定说法是978—1014)和清少纳言,是古今无双的天才,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这就是命运。两人生活在得到培养和发挥天才的时代,幸运的时代,这也是值得庆幸的命运。倘使他们两人早生五十年或晚生五十年,恐怕也不可能写出《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吧。两人文才也不可能那么高,那么辉煌吧。这是无疑的。也是惊人的。每次触及《源氏物语》,触及《枕草子》,我首先深切地感到的就是这一点。

日本物语文学到了《源氏物语》,达到了登峰造极。战记文学到了《平家物语》(约成书于1201—1221),达到了巅峰状态。浮世草纸(江户时代的一种小说样式,多反映中下层社会的庶民生活)到了井原西鹤(1642—1693),俳谐(一种带滑稽趣味的歌)到了松尾芭蕉(1644—1694),都达到了各自的顶峰。还有水墨画,到了雪舟(1420—1506),宗达、光琳的画到了表屋宗达(桃山时代,16世纪后半期—17世纪初期)、尾形光琳(元禄时代、17世纪后半期),或者说宗达一人,也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些人的追随者、模仿者不是亚流也罢,继承者、后来者出现不出现、存在不存在也罢,听其自然不是很好吗?这种想法也许过于苛刻、过于偏激,但我好歹作为一名文学家而活着,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想法更渗透我的心。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对于艺术家、文学家来说,是最幸运的时代了吧?有时我也寄托时代的命运,来考虑自己的命运。

我主要是写小说,然而我怀疑:小说果真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学吗?小说的时代不是正在过去,文学的时代不是正在过去了吗?即使读今日的西方小说,我也有这样的疑团。日本引进西方近代文学约莫百年了,但这种文学不是没有达到王朝时代的紫式部、元禄时代的芭蕉那样具有日本风格的高度就衰微下去了吗?假如说日本文学今后还会有上升期,产生新的紫式部和芭蕉,那就是我所真诚期待的。明治以后,随着国家的开化和振兴,曾出现过伟大的文豪,但我总觉得许多人在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学方面,耗费了青春和精力,大半生都忙于启蒙工作,却没有立足于东方和日本的传统,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成熟的地步,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他们似乎与芭蕉不同,芭蕉说过:“不知不易难以立根基,不知流行难以立新风。”

芭蕉生得逢时,遇上了一个幸运的时代,可以发挥和培养自己的才能,受到众多弟子的敬慕,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崇。尽管如此,他出发去奥州小道旅行时,旅行途中,多次写了这样的词句:“死于路上,乃天命也。”最后一次旅行,他写了这样的俳句:

秋日暮分道无人,

深秋邻人何孤寂。

就在这次旅行中,芭蕉写了一首辞世歌:

旅中罹病忽入梦,

孤寂飘零荒野行。

访问夏威夷期间,我住在旅馆,主要阅读了《源氏物语》,接着又阅读了《枕草子》,我才第一次明显地感到《源氏物语》同《枕草子》、紫式部同清少纳言之间的差异,连我自己也十分惊讶,甚至怀疑这是否与自己的年龄有关。在深邃、丰富、广博、宏大和严谨方面,清少纳言远不及紫式部。我的这种新的印象,至今也毫无变化。这种事,人们可能早已明了,早已论及了。但对我来说,它却是新的发现,或者是确实弄清楚了。那么,简而言之,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差异又是什么呢?紫式部有一颗可以流贯到芭蕉的日本心。清少纳言则可能有一颗日本心的支流吧。一言蔽之,我的话自然会招致别人的疑问、误解和反驳。这倒也无所谓,悉听其便吧。

据我的经验,无论是对自己的作品,或是对古人今人的作品的鉴赏和评价,都因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有大的变化,也有小的变化。始终一贯同样评价的文艺批评家,要么是非常卓越,要么是特别迟钝,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会把清少纳言同紫式部相提并论。少年时代,我对《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虽不甚了解其意,顺手捡起来就读,可我把《源氏物语》放下,去读《枕草子》时,顿觉栩栩如生,赏心悦目。《枕草子》优雅、艳美、光灿、明快而生动。它潜流着一股美感,给人新鲜而敏锐的感觉,让我的联想驰骋。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有些批评家认为我的风格,与其说是受到《源氏物语》的影响,不如说受到了《枕草子》的浸润。后世的连歌和俳谐,在语言运用上,也许同《枕草子》比同《源氏物语》有更多相通的地方。当然,后世文学所推崇和学习的,不是《枕草子》而是《源氏物语》。 本居宣长(1730—1801)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一文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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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语书类中,为这《源氏物语》是最优秀之作了。可以说,是无以类比的。首先,先前的古物语的任何故事,都没有写得如此深深地渗入人心的。任何的“物哀”(物哀,即感动、感慨、可怜之意,也含有壮美的成份)都没有如此纤细、深沉。此后的物语……大都专意模仿这部物语……都非常拙劣。……惟有这部物语含义特别深邃,是倾尽心力写就的。所有文词都无比优雅,自不待言……连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草木的千姿百态等,都描写得淋漓尽致。男男女女的神态、心理,都刻画得各具个性……栩栩如生。其演绎的手法,朦胧的笔致,也是他人所不及的。

本居宣长成了《源氏物语》的美的伟大发现者。他还写道:

我相信这样一部富有人情味的巨著,无论在日本、中国,在古昔、后世大概都是无以类比的。宣长写了“古昔、后世”,也就是说,过去自不消说,就是未来也是如此。“古昔、后世”这句话,估计是宣长感动之余脱口而出的。但不幸而言中了。自此至今,在日本还没有出现一部小说,可以与《源氏物语》相媲美的。难道我们就甘于玩弄“不幸……”这类词藻吗?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作为九百五十年前乃至上千年前就拥有《源氏物语》的民族的一分子,我是多么殷切地期待着出现一位可以与紫式部相匹敌的文学家啊!

印度诗圣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访问日本时发表了讲演,他说:“所有民族都有义务将自己民族的东西展示在世人面前。假如什么都不展示,可以说这是民族的罪恶,比死亡还要坏,人类历史对此也是不会宽恕的。一个民族,必须展示存在于自身之中的最上乘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民族的财富——高洁的灵魂。要抱有伟大的胸怀,超越眼前的局部需要,自觉地承担起把本国文化精神的硕果奉献给世界。”他还说:“日本创造了一种具有完美形态的文化,发展了一种视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我感到远古的《源氏物语》,至今依然比我们更出色地尽了泰戈尔在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义务”,将来也是会继续尽义务的吧。这是可喜,同时难道不也是可悲吗?

泰戈尔还说过:“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外来者的责任,就是要让日本重新忆起:日本发展了一种视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日本正确而明确地树立了一种完美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外国人比你们自身更能容易理解。对全人类来说,它无疑是至为宝贵的。在许多民族中,日本不仅是从单纯适应能力出发,而且是从内在的灵魂深处产生出来的。”(高良富子译)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这番话,是在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所讲的。那是大正五年(1916年),他在庆应义塾大学作了题为《日本精神》的讲演。那一年,我还是旧制中学的学生,在报上看到他的大幅照片,至今记忆犹新:这位诗人一头浓密的长发,蓄着长长的唇髭和长长的颚须,那修长的身躯裹着一身宽松的印度服,目光深沉,迸射出强烈的光芒。是一副圣哲的风采:苍苍的白发柔软地撩在额际;长长的鬓角像长颚须,仿佛长到脸颊上,同颚须连接起来。这张东洋古代先哲般的脸,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泰戈尔有些诗文是用浅显易懂的英语写就的,连中学生也能理解。我读过其中一些篇章。

泰戈尔对朋友们这样说过:他们一行在神户港登岸后,乘开往东京的火车,“来到静冈车站时,某僧侣团体焚香合掌相迎。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受到是‘来到了日本’,喜得眼泪夺眶而出。”据说这次静冈市佛教团体,出动了四誓会的二十多名信徒前往迎接。(根据高良富子的译注)泰戈尔其后又来过两次,即共访问了日本三次。关东大地震翌年(1924年),他来过日本。泰戈尔的基本思想是:“灵魂的永远自由,存在于爱之中。伟大的东西,存在于细致之中。无限是从形态的羁绊在发现的。”

提起静冈,现在我正在夏威夷的旅馆里品尝静冈的“新茶”。是八十八夜摘下的新茶。日本从立春这天算起的第八十八天,今年(1969)在五月二日。自古以来,八十八夜摘下的新茶都被视为吉利的贵重的茶,甚至说它是延年益寿、祛病消灾的灵丹妙药。

春尽夏初迫眼前,

八十八夜播种天。

满山遍野皆新绿,

采茶姑娘何鲜艳。

肩挂红色绾袖带,

头戴斗笠菅草编。

这首到处传唱的采茶歌,是一首让人产生季节感、让人依恋的歌。茶树碰上八十八夜,村姑娘黎明时分就一齐出动,去摘取新茶。她们身穿蓝地碎白点花纹布衣,绾起红色绾袖带,头上戴着菅草笠。

在静冈县老家,我有一位同乡好友,他吩咐静冈的茶铺给我航空邮来五月二日采摘的新茶。邮包在五月九日到达檀香山的旅馆。我立即泡上一杯,品味日本五月初的茶的芳香。这不是茶道里的末茶,也不是茶叶末,而是新嫩的茶叶。泡茶的浓淡,至今依然是根据个人的爱好而定,宾客向主人探询茶叶的品名,已成为一种礼仪。制茶铺给各种茶叶安上繁多的风雅名称。也许同煮咖啡、沏红茶一样,从点茶的香和味中,可以表现出点茶人的人品和心地。作为江户时代、明治时代的文人乐趣而最盛行的煎茶之道,如今虽已日渐衰微,煎茶礼节姑且不谈,但真正会品尝煎茶的,还有个掌握秘诀、熟练和修养的问题。

我用享受新茶的精神去煎茶,煎出了醇厚、甘美、淡淡的清香。檀香山的水也是甘甜的。我在夏威夷品尝新茶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静冈县乡间茶园来。茶园连绵在好几个山冈上。我曾在那附近的东海道漫步,然而闪现在我脑海里的,是透过东海道线火车的车窗可以望见的茶园。是在清晨的旭日和黄昏的夕阳辉映下,沉在茶树之间的浓荫绿谷之中的茶园。茶园里的茶树高矮有致,枝繁叶茂,除嫩叶外,叶色略含墨黑,呈深绿色,落在茶树之间的阴影也是深沉的。清晨可以看见绿色在静静地萌动,夕暮可以看见绿色在悄悄地沉睡。一天夜晚,我透过火车车窗望见山冈上的茶园,恍如绿色的羊群沉静地安眠一样。新干线建成之前,东海道线从东京到京都要行车三个小时,这是我在那时的东海道线上所目睹的景象。

东海道新干线也许是世界上最快的列车了。由于速度快,眺望窗外景色的情趣也就大为减色。在原来的东海道线上,透过以原来的车速行驶的列车的车窗,看见的几处景物都像静冈县的茶园一样,吸引了我的视线,勾起了我的情思。印象最鲜明并使我深受感动的,就是列车从东京出发到达滋贺县的近江路的风光。

近江弟子同怜惜,

我也无奈春归去。

这是芭蕉的俳句,提到的就是这近江。春天每次路过近江路时,我一定想起这首俳句,自己的感情就闭锁在这句子里了。我对芭蕉发现的美,不禁惊奇。

话虽这么说,我是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首俳句的。人们往往会把自己喜爱的诗歌,乃至小说放在自己的身边,记在自己的心中,自己随意鉴赏。一般鉴赏方法是,不拘于作者的意图、作品的原意、或者学者和评论家的研究与评论,毋宁说,是摆脱这些,不管这些。鉴赏古典作品也是如此。只要作者一搁下笔,作品就以作品自身的生命力走到读者中间去。作品如何起作用,如何被埋没,就任由邂逅的读者去检验了。作者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放下小书几,就成一片废纸堆。”芭蕉这句话也是如此。芭蕉写这句话的意思,同我在这里引用的意思已经大不相同了。

我连“近江弟子同怜惜,我也无奈春归去”我句,是在《猿蓑》(元禄四年、1691年发行的俳句集)上刊登过的事都忘却了。我在这诗句里感受到“春天的近江”、“近江的春天”。它是我的感受的借助之物。我感受的春天的近江、近江的春天,展现了一片丰茂的金黄色的菜花田圃,绵绵的优美的淡紫色的紫云英圃。还有春霞迤逦的琵琶湖。近江有许多菜花圃和紫云英圃。但是,列车快到近江时,透过车窗望见外面的风光,更使我感动,不禁赞叹一声“啊!”这里就是我的故乡,山峦的丰姿,林木的郁葱,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所有景物都显得纤细、优雅。一到达京都境界,京都城便展现在眼前。这是近畿地方,已经进入近畿境内了。这里是平安王朝、藤原时代(794—1192)的文学、艺术、《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的故乡。我的故乡是《伊势物语》(十世纪成书)中提到的芥川一带,那里是贫瘠的农村,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景致,所以我把只需半小时或一小时就可到达的京都,看做是自己的故乡了。

今次在檀香山的卡哈拉·希尔顿饭店里,我头一回仔细重读了山本健吉(1907— )评注《芭蕉》的一句:“近江弟子同怜惜,我也无奈春归去。” 他认为芭蕉写这首俳句时,不是沿东海道而上,而是从伊贺来到了近江的大津。在《猿蓑》里有“凝望湖水惜春逝”的词句,据说还有“志贺唐崎泛小舟,人人依依惜春逝”一句的真迹。再者,“近江弟子”的“弟子”,似乎还含有什么人事关系的意思。现在我从山本健吉的评注中选出合我意的一段记录如下:

“关于这句,根据《去来抄》(向井去来,1651—1704,芭蕉的弟子,深得芭蕉的赏识。)有下面的解说:‘先师说:尚白(江左尚白,1650—1722,芭蕉的弟子,近江人)曾批评道:丹波有近江,岁暮有晚春,汝如何敬听之。去来道:尚白批评不妥。诚然,湖水朦胧而惜春,应当;尤其今日侍上,更应当。先师道:是啊,此地古人爱春大概不亚于京都人。去来道:这句话浸透我的心。假如岁暮在近江,怎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假如晚春在丹波,恐怕也不会泛起这种情感吧。风光魅人,是千真万确的。先师格外高兴地说道:你去来可与我一起述谈风雅啊。’”在《枭日记》(各务支考,1665—1731,芭蕉弟子,美浓人)里,元禄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的牡丹亭夜话一节有同样的记载,最后还记有去来这样一段话:“风雅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支考也说过:“应该了解自然环境之中的风雅。”

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诚然,至关重要的是“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的这个“环境”,可以说是天的恩赐。倘使能够如实地“了解”自然环境的真实面貌,也许这就是美神的赏赐吧。仅“近江弟子同怜惜,我也无奈春归去”一句,也不过是首平淡无奇的俳句。然而,地点在“近江”,时间在“晚春”,芭蕉才发现和感受到美。在其他地点,比如丹波;在其他时间,比如“岁暮”,这首俳句就没有那样的生命力。若是“我与丹波的弟子,同惜春逝去”和“我与近江的弟子,同惜岁流逝”,就没有“近江弟子同怜惜,我也无奈春归去”的那种情趣。再说,多年以来,我多少脱离了芭蕉的创作意图,而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首俳句,但总觉得在“春归去”和“近江”这两点上,我同芭蕉的心是息息相通的。这听起来有点强辩、诡辩,我也认了。

一提到“自然环境”和前面的有关静冈的茶圃,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源氏物语》中的“宇治十回”来。宇治同静冈齐名,是日本两大著名茶产地。一提到静冈的茶圃,就当然联想起宇治来。这似乎是平淡无奇。但是,我在檀香山饭店里读《源氏物语》,宇治这个词就不仅是个地名,而且是“宇治十回”中的宇治了。也就是《源氏物语》五十四回的最后十回、《源氏物语》第三部的“自然环境”,我总觉得其“自然环境”一定是宇治,这同我思乡之心是相通的,多少有些微妙的地方。另外,紫式部将宇治作为“自然环境”来描写,后世读者也自然认为其“自然环境”一定是宇治了。这就是紫式部这位作家的力量。

我已投身在泪川,

谁置木栅阻急湍。

故人抛我成永别,

此生弃置掩心扉。

这是“习字”一回中浮舟作的歌。“那时候,横川住着一位叫某某僧都的虔诚的高僧”,这位横川的高僧带着众僧弟子到初濑参拜归来,路过宇治,在宇治川畔救起了浮舟。浮舟被救,稍稍安定下来之后,习字时就写下了这首歌。

晚上,前去初濑供奉的僧人和另一位僧人对下蔼法师说道:

我们把灯火点燃,到渺无人影的后院去。在那像森林般的大树下,看到一个似是“令人讨厌的江湖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扩展。

“那是什么东西?”

他们停住脚步,挑明灯火,看见确实有个东西的影子。

“莫非是狐狸精?真可恨。要让它现出原形。”

……他们靠近过去,只见她披散着润泽的长发,依靠在一棵粗大的树干上悲伤地恸哭。

这是一件罕事,是一件怪事,莫非是狐狸精?他们横川的高僧唤来,也把寺院管理人叫来了。“是鬼?是神?是狐狸精还是树魂?我是天下修行者,不要躲藏啦!自报姓名!”说着就去拉她的衣衫,她把脸埋起来,终于痛哭了。是“树鬼魂”还是“古代的无眼无鼻鬼”?要是把她的衣衫脱掉,她就会俯伏下来号啕大哭。“大雨下了不停。倘使就这样置之不顾,她就只有等死了。”于是他们把她抬到墙根下。僧都说:“确是人的模样,眼看着把她垂死的生命弃置一旁,太奇妙了。人们捕获池里的游鱼,狩猎山中的鸣鹿之后,眼看着它们挣扎在生死线上而不相救,太可悲了。人生短暂,即使是最后一二天的残命,也无不珍惜其性命的。她即使被鬼魂附体、神灵驱使、人世赶撵,或是受骗上当,最后也逃脱不了死于非命。尽管如此,佛必拯救。暂且不妨给她喝口热开水救救试试。倘使最后还是死,也就无可奈何了。”尔后,僧都把得救了的浮舟“带到一个静谧、隐蔽的地方,让她躺了下来。”她“身穿白色锦缎衣裳,红色裙子,荡着一股芳香,是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不见得是由于艳丽的化妆。”僧都的尼姑妹甚至把浮舟当作自己死去的女儿,从黄泉回到了人间,倍加体贴和照料。她说:“我看到了一位恍如梦幻中的美人。”她还说:“我看到了浮舟梳头,”“简直就像从天而降的美丽仙女”,“比采竹翁在竹节里发现的辉夜姬时更加觉得出奇啦。”

就这样继续探讨了“习字”这一回,天都快亮了。要讲解“宇治十回”,恐怕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在这里我只好割爱了。之所以谈及紫式部的优雅文字,提及辉夜姬,是因为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源氏物语》的“赛画”一回里指出:“物语鼻祖《竹取物语》”。后人谈及《竹取物语》时,总要引用这句话。紫式部在这一回里还写道:“辉夜姬的物语绘画,经常被作为玩赏之物”、“辉夜姬不染现世的尘垢,发誓保持高洁”,“辉夜姬的升天,凡人是无法求得的,天宫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于是我们发现,“习字”一回里所记载的“比采竹翁在竹节里发现辉夜姬时更加觉得出奇啦”一句,是引自上述《竹取物语》的。

从前有个伐竹翁,天天上山伐竹,制成各种竹器来使用。他名叫赞岐造麻吕。有一天,他发现一节竹子发出亮光,觉得出奇,走上前去,只见竹筒里亮光闪闪。仔细观察,原来是个三寸的小美人。老翁喃喃自语:“你藏在我朝朝夕夕相见的竹子里,你应该做我的孩子。”于是,他把孩子托在掌心上,带回家中,交给老妻抚养。她长得美丽可爱,小巧玲珑,老妇也就把她放在篮子里养育了。

中学时代,我第一次阅读《竹取物语》(十世纪初成书)这段开场白时,感到实在美极了。我曾见过京都嵯峨一带的竹林,还有比京都距我家乡还近的山崎和向日町一带生产竹笋的竹林,我就想象在那竹林里,美丽的“竹筒中”亮光闪闪,辉夜姬就住在这里面。中学生的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竹取物语》是根据那时或更早的传说、故事编成的。我完全相信《竹取物语》的作者发现、感受和创作的美,自己也立志这样做。这部日本小说鼻祖之构思,其美是无法言喻的,令人心荡神驰。少年时代的我,阅读《竹取物语》,领会到这是一部崇拜圣洁处女、赞美永恒女性的小说,它使我憧憬、使我心旷神怡。也许是这份童心在起作用吧,至今我还把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所写的“辉夜姬不染世人的尘垢,发誓保持高洁”,“辉夜姬升天,凡人是无法求得的”这番话,引用在我的文章里,不仅仅是修辞。在檀香山,我重新阅读了当今国文学者有关《竹取物语》的评论,他们认为《竹取物语》表现了成书那个时代的人,对无限、永恒、纯洁的思慕和憧憬。

少年的我,觉得将“只有三寸”的小巧玲珑的辉夜姬,“放在篮子里抚养”,是指放在用竹子编成的篮子里养育,这是很美的。它使我联想起《万叶集》(八世纪成书)卷首雄略天皇撰写的歌:

美哉此提篮,少女身边挎。

美哉此菜锄,少女手中拿。

尔为挖野菜,来到此丘山。

尔家在何处,能否对我言?

尔身是何名,能否对我谈?

大和山川好,皆为我之田。

全国臣民众,悉尊我之权。

我家与我名,已向姑娘宣。

我还想象,少女在山冈上采野菜时,手提的篮子。从作为圣洁处女升上月宫的辉夜姬,我又联想起真间的少女手儿奈来,她在众多男子的追求之下,始终对谁了没有应允,就投井自尽。我缅怀这位葛饰(下总国郡的旧称)真间的少女手儿奈。《万叶集》的歌之所以唤起我的联想,也是很自然的吧。

……

葛饰一处女,芳名手儿奈。

传墓在此间,叶茂松柏青。

古松根久远,枝老叶犹荣。

青冢不可寻,芳名忘不成。

反歌二首

我将遍告人,曾到真间湾。

芳名手儿奈,传墓在此间。

来到真间湾,玉藻海中生。

江湾割海藻,总忆手儿奈。

(山部赤人,八世纪)

东国传佳话,千古永流传。

葛饰真间女,艳名传四方。

麻衣何洁白,青衿淡淡妆。

青丝无头饰,裙裳亲手织。

素足步轻盈,胜过绫罗娘。

面如满月艳,笑似鲜花放。

迎面婷婷立,众多凤求凰。

如蛾亲灯火,似舟皆归港。

人生有几何?绝尘一命亡。

青冢埋艳尸,玉貌已渺茫。

此事虽古远,至今犹余音。

反歌

葛饰真间井,睹物倍增思。

艳丽手儿奈,来井汲水时。

(高桥虫麻吕,八世纪)

真间的手儿奈似乎是万叶歌人理想中的一位少女。还有一位菟原的少女被两名男子激烈地争夺,她长叹“两人赴汤蹈火,剑拔弩张,妹子告诉母亲:我这卑微的女子,看着这俩男子相争不休,我生世难相会,就相待黄泉吧”,少女终于自尽了。高桥虫麻吕也曾为这位菟原少女的传说作了一首长歌。

……

伊人悲叹去,血沼壮士梦,

梦中得噩耗,殉情赴幽冥。

菟原豪壮士,得闻此中情,

仰天长嚎哭,顿足不欲生。

岂可后于人,独留污浊名,

腰佩短剑去……

人们跑过去,只见两名壮士都已逝去。亲属们一起商量,为少女建造一座墓,并让两名壮士陪葬左右,以标志他们永恒的爱,使他们的故事流芳百世。这故事虽已久远,但听起来犹如新丧,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少年时代,我流连在日本古典文学之中。散文方面,我最先读了平安王朝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后来才读了比它们早成书的《古事记》(712),以及比它们后成书的《平家物语》(十三世纪初),还有西鹤(1642—1693)、近松(1653—1724)等人的作品。诗歌方面,读了平安王朝的《古今和歌集》。不过,最先读的是奈良时代的《万叶集》。这种读书顺序,与其说是我主动选择,莫如说是受到当时读书风气的影响。在文字上,《古今和歌集》的确比《万叶集》易懂。但对年轻人来说,《万叶集》比《古今和歌集》和《新古今和歌集》更易理解,且引起共鸣。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看法相当粗略。不过,散文方面,我喜爱女性的“婀娜多姿”;诗歌方面,我则爱读具有男性的“威武气魄”之作,这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我接触到最高水平的作品,这是件好事情。从《万叶集》到《古今和歌集》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情况。尽管这种看法更是粗略,但随着《万叶集》发展到《古今和歌集》,使我联想到从“绳文文化”演变到“弥生文化”。那是出现土器、土偶的时代。倘使说绳文时代的土器、土偶具有男性的威武气魄,那么弥生时代的土器、土偶就具有女性的婀娜多姿了。当然,也有人说绳文时代前后延续达五千年之久。

我在这里之所以突然提起绳文文化,乃是因为我觉得:战后人们最大、最新发现到并感受到的日本的美,难道不就是绳文文化的美吗?土器、土偶几乎都是出土的东西。这是被埋没在地下、却是存在着的美之发现。当然,绳文文化的美,战前也已为人所知;不过,战后的今天,它的美才得到广泛地承认和传播。人们重新发现了日本古代民族近乎神奇、怪异、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美。

从《源氏物语》的“习字”一回开始,就离天了联想的正题,还没有拉回到《源氏物语》上来。不过,横川的僧都想搭救浮舟时有这么一段话:

人们捕获池里的游鱼,狩猎山中的鸣鹿之后,眼看着它们挣扎在生死线上而不相救,太可悲了。人生短暂,即使是最后一二天的残命,也无不珍惜其性命的。她即使被鬼魂附体、神灵驱使、人世赶撵,或是受骗上当,最后也逃脱不了死于非命。尽管如此,佛必拯救。暂且不妨给她喝口热开水救救试试。倘使最后还是死,也就无可奈何了。

梅原猛(1925— ,日本哲学家)对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解释:“浮舟确是鬼神附体,遭人抛弃、欺骗,最后落得走投无路,除丧于非命以外,别无其他活路。只有这样的人才获得佛祖的拯救。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核心。人受鬼神附体,无可奈何,陷入烦恼,失去活路,不得不了结自己的性命。只有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才获得佛祖的拯救,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看来这也是紫式部所信奉的。”然而,假如横川的僧都的模特儿,是横川的的惠心僧都,或是《往生要集》的作者源信(942—1017),那么梅原甚至还会这样说:“在‘宇治十回’中,紫式部不就是向当时最大的知识分子源信挑战了吗?她不正是敏锐地笔录了源信的说教同生活的矛盾,对此进行有的放矢的批评吗?被佛祖拯救的人,觉得仿佛紫式部在呼喊:这不是源信那样的高僧,而是浮舟那样有罪的女人、愚蠢的女人。”

紫式部怜惜浮舟,让她悄然奔赴清净的境界。她写罢《源氏物语》,却留下余情余韵。我在这里讲述的关于《源氏物语》的美,也还没有入门,但我不会忘却美国的一些日本文学研究家,比如爱德华·赛登斯德卡、唐纳德·金和艾万·摩利斯等人,我从他们优秀的《源氏物语》文论中,得到了许多启迪。翻译家阿萨·威利将《源氏物语》提高到世界文学之林,十年前我在英国笔会的一次晚餐会上与他同席,而且就坐在他的贴邻,我们彼此用蹩脚的日语和英语对话,用英文和日文笔谈,好歹谈通了,这也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说:希望你到日本来。威利却回答说:因为将要幻灭,不能去了。

我读了唐纳德·金的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外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体会《源氏物语》的意味。”(刊在1966年8月16日《信浓每日新闻》的《山麓清谈》上)不禁使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涉足日本文学,乃是阅读《源氏物语》的英译本之后,深受感动才开始的。我认为外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体会《源氏物语》的意味。原文很难,不易弄懂。现代语译本,包括谷崎(润一郎)先生所译的在内,有多种译本。不过,为了尽可能再现原作的韵味,不得不使用许多现代日语中所没有的词汇。这种顾虑,英译本就不必要了。因此我读《源氏物语》英译本,感到的确有一种巨大的魄力。我认为《源氏物语》比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更接近二十世纪的美国人的心理,息息相通。那是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着实描绘得栩栩如生……若论《源氏物语》和《金色夜叉》哪种古远?自然是《金色夜叉》古远。《源氏物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是永远新鲜、价值不变的。它与二十世纪美国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不同,但它绝不是难懂的作品。纽约一些女子大学甚至把《源氏物语》列入二十世纪文学讲座里。”

我感到唐纳德·金所说的“外国人更容易体会”这句话,同泰戈尔所说的“外国人比你们自己更容易理解”这句话是共鸣的。我感受到了美的存在与发现的幸福。

(1969年5月1日、16日,在夏威夷的公开讲演)

(责编:甄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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